“現在該是您得勝的時候了”
“非典”下半場的四個普通人

(本系列均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創,限時免費閱讀中)

2013年的紀錄片《非典十年祭》在2020年重新受到關注,該片梳理了“非典”起源、發展、決勝、后續的全過程。 (資料圖/圖)

編者按:盡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拐點尚未到來,但各項相關數據已經出現積極變化。2020年2月16日,湖北省委常委、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在視頻會上說:“武漢是決戰之地,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而不是松松垮垮打持久戰?!?002年底出現的“非典”疫情持續了半年左右,抗擊“非典”的科研醫務人員和集中救治模式,都在幫助抗擊2020年的新疫情。2003年抗擊“非典”的“下半場”,也為后世留下了許多經驗和教訓。

2003年4月20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衛生部副部長高強在新聞發布會上向記者發布信息:“截至4月18日,全國累計報告非典病例1807例。其中,北京339例……”此前五天,官方披露的北京“非典”確診病例只有37例。新公布的數字引發震驚的同時,直播電視屏幕上打出滾動字幕:中共中央決定,免去張文康衛生部黨組書記職務;免去孟學農的北京市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這場發布會成為2003年“非典”疫情的分水嶺,抗擊“非典”正式進入下半場。這一天,北京師范大學法律系本科畢業生劉哲偉聽到學校公布第一例非典病例;這一天,感染“非典”的內蒙古胸科醫院一線年輕護士趙青云恍然睡醒,感嘆自己“居然沒有死”。隨著日后小湯山醫院的建成,全國醫護人員抽調進京,這場“戰役”接近尾聲時,“非典”患者李朝東出院,迎來了他意想不到的生活。

“我們或許不會再做這種傻事了”

2003年初“非典”暴發后,全國高校照常開學。隨著疫情的發展,慣常的校園生活驟然改變。

北京師范大學應屆本科畢業生劉哲偉是其中的親歷者。2003年4月20日,北師大公布了第一例本校學生“非典”病例。當晚,劉哲偉的室友或是醞釀回家的計劃,或是計劃去買口罩,還有一位過去從來不量體溫,這天晚上量了兩次。第二天,兩百多名北師大學生離校,劉哲偉選擇留守,并開始在天涯論壇連載《一個大學生的“非典”日記》。

4月21日,劉哲偉去食堂吃飯時發現,學校里一夜之間多了許多口罩一族。但他還是很淡定,堅決不戴,甚至嘲笑買口罩的室友“太傻了”。在學校圖書館上網時,劉哲偉打了一個噴嚏,旁邊的女生瞬間移開幾公分??吹竭@夸張的神情,劉哲偉故意又咳嗽了一下,那個女生嚇得當場走人。就在劉哲偉抱著“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心態時,很多同學開始整箱整箱往宿舍扛方便面,大家進入了“備戰備荒”的狀態。

此時,學校發布通知,希望同學們把飯帶回宿舍吃,食堂里的人少了很多。已經中斷了幾天的中藥供給恢復了,教室、宿舍開始憑證出入。劉哲偉意識到,學校對“非典”越來越重視了。

4月22日,劉哲偉看到信息,北京一天之內新增109例“非典”病例,占全國新增病例總數的80%以上。劉哲偉和他的室友們終于坐不住了,開始打掃宿舍。桌上的一堆瓜子殼中,居然爬過一條條叫不出名字的小蟲。三天后,生物學院的學生貼出海報,指出大家在搞宿舍大掃除的時候,把所有垃圾堆在樓道。飯帶回宿舍吃,殘羹剩飯倒在水房,臭不可聞,男生們便后不沖水的老毛病也沒有改變,注意了個人衛生,公共衛生卻更加臟亂。劉哲偉在日記里反思:“我們天天擔驚受怕躲著非典,卻又在不知不覺中為非典的傳播創造著環境?!?/p>

一直對戴口罩嗤之以鼻的劉哲偉終于在4月23日第一次戴上口罩。但戴歸戴,劉哲偉對于戴口罩抱著“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敷衍態度。過了一個星期,劉哲偉發現,校園里的口罩族已經減少到十分之一左右。4月27日,北師大宣布于次日起全面封校。食堂按照宿舍樓進行分配,澡堂也實施了配給制,每周只能在指定的時間內洗兩次。學生們原本已經放松的神經再度繃緊。

為提高免疫力,校園里興起了戶外鍛煉的熱潮。過去只有晚上開放的東操場已經全天候開放,過了六點,擠滿了上免費健美操課的學生。而作為體育系自留地的西操場也可以自由進出,涌來一群上免費跆拳道訓練課的學生。劉哲偉想起以前看過的一組漫畫,大意是年輕的時候用身體換財富,年老的時候又用財富換身體。他在日記里寫道:“或許經過‘非典’,我們不會再做這種傻事了?!?/p>

4月30日是劉哲偉的生日,大家無法出門下館子,娛樂活動也被禁止,于是就在宿舍里“精神會餐”——口頭描繪紅燒肘子、清蒸石斑魚、三文魚刺、開水白菜等美味佳肴。有人想吃野味,被其他室友一頓猛捶,說“非典”就是吃野味吃出來的,于是改成北京烤鴨。這天晚上,劉哲偉和室友們打CS打到凌晨兩點。

5月1日,劉哲偉從對外經貿大學的官網看到,00級本科生于薇因“非典”病故,這是他從官方渠道聽到的第一位因為“非典”去世的大學生。于薇的死,給了劉哲偉深深的震撼,也第一次讓他感覺到了“非典”帶來的無助和絕望。劉哲偉5月2日的日記下的網友跟帖,也因此彌漫沉重的氣氛。

繃緊、放松、又繃緊,“非典”時期的心情總像這樣周而復始。在那個季節,法國作家加繆的小說《鼠疫》成為大學生的流行讀物。在5月2日的日記里,劉哲偉摘了一句書中的話送給自己:勇敢些,現在該是您得勝的時候了!

2013年的紀錄片《非典十年祭》在2020年重新受到關注,豆瓣評分高達9.4。圖為紀錄片截屏。 (資料圖/圖)

在病床上摸索經驗

2003年4月4日,畢業工作才兩年的護士趙靜被院長叫去,說內蒙古胸科醫院建了“非典”病房,問她樂不樂意來這個科室。21歲的趙靜沒想到自己突然要上前線了,盡管她對“非典”早有耳聞,但一直覺得自己離得很遠。受到醫院召喚的還有趙青云,她和趙靜曾是內蒙古衛生學校的同班同學,畢業后又做了同事。交情很好的兩人頗有默契,當天都上了前線。

像趙靜趙青云這樣增援前線的年輕醫務人員還有很多。當時,全國各地的許多醫院開始建立“非典”病房,加大醫療人員的投入??箵簟胺堑洹边M入下半場的決勝階段。

從上前線這天起,趙靜和趙青云在日記中記錄每天的工作和見聞。5月12日國際護士節這天,《內蒙古晨報》連載了她們的日記。

2003年4月4日,四位“非典”患者住進內蒙古胸科醫院的“非典”病房。趙青云和趙靜還沒接受針對“非典”的防護培訓,就匆匆投入工作。

繁重的救治任務,很快讓整個醫護團隊處于過勞狀態。長時間用紫外線照射消毒,使得醫護人員普遍頭暈、眼睛干澀刺痛、總想流淚。院長忙得無暇治療腳傷,導致一條腿淋巴結腫大,無法行走。

一邊是不堪負荷的日夜顛倒,一邊是愈加沉重的心理負擔。對于新發病癥“非典”的治療,沒有經驗可以參照,整個醫護團隊都在共同探索。趙青云看到前幾天還精神不錯的病人,沒過幾天就瀕臨死亡。病例也越來越多,由于病房的緊缺和實際情況的需要,外一科也騰出來救援,并且增加了人力。趙青云一度感到茫然:何時是個頭?

就在這時,由于前期缺乏防護加上過度疲勞,趙靜和趙青云先后出現了高燒不退、全身乏力的癥狀。4月18日下午,兩人拍了CT,被診斷為“非典”。

4月19日,救護車把趙青云和趙靜從內蒙古胸科醫院送到內蒙古醫院,她們的身份也從抗擊“非典”的護士變成了接受治療的“非典”病人。兩位姑娘壓力很大,趙青云甚至覺得一路上人們在用異樣的目光看著自己。

從4月18日到25日,趙靜病情嚴重,連著一個星期沒有寫日記。4月25日,趙靜母親打來電話,她聽說女兒工作的醫院已經改為治療“非典”的醫院。交談中,趙靜向母親隱瞞自己的病情,同樣是護士的母親鼓舞她:“我現在把你們都養大了,沒有負擔了,該上就上,看看咱們家一老一小誰干得好?!?/p>

住院期間,趙青云和趙靜得到消息,奮斗在危重病人治療一線的同事樊大夫也感染了。在病床上,她們開始總結摸索治療、護理、防護的方案和經驗,反思之前的防護為什么會失敗。同學給趙靜打來電話,由于抗擊疫情的需要,她們也都相繼走上一線。

趙青云和趙靜住院十天后,她們的癥狀奇跡般消失了。5月6日走出病房時,大夫、護士長與趙靜、趙青云相擁在一起。就在此前一天,全軍和武警部隊緊急抽調的1200名醫務人員在全國抗擊“非典”的主戰場——北京小湯山醫院集結完畢。5月22日之后,趙靜、趙青云重新投入抗非一線。

時隔十七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2020年1月26日,內蒙古自治區第四醫院黨委決定成立“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醫療救治第一梯隊臨時黨支部”,趙青云再次請纓,加入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的隊伍。

2003年抗擊過“非典”的內蒙古護士趙青云,2020年請纓加入抗擊新冠病毒的醫療隊。圖為趙青云2003年4月4日的“非典”日記。 (資料圖/圖)

“非典”后遺癥

離開醫院的那一刻,“非典”患者李朝東覺得大難不死,必有后福?;貧w生活,他感到一切都變了。李朝東一進公共廁所,如廁的老街坊“全跑了”;來到小賣部,老板立刻揮揮手說:“走走走,不賣你東西?!崩畛瘱|出院后身無分文,單位同事卻一直不讓他來報銷。李朝東托兒子幫自己去報銷,同事抱怨著戴上手套,讓李朝東的兒子把發票擱在窗臺上“先曬會兒”。

歧視也來自李朝東的家人。他在紀錄片《非典十年祭》中回憶,他出院回到家,母親不讓他進她的臥室。李朝東在紀錄片《非典十年·被遺忘的時光》中回憶,自己出院后,他姐姐整整十年沒有讓他進過家門。逢年過節,姐姐就把他叫到一個地方,給些錢,然后離開。

2003年3月,北京市民李朝東陪母親去醫院看病時感染上“非典”。當時他甚至從未聽說過這種病。于是,在沒有被隔離的情況下,李朝東傳染了包括自己家人在內一共八十多人,成為名噪一時的“毒王”。

“毒王”這個稱呼最早出現在《南方都市報》2003年4月的兩篇新聞報道中,隨后成為高頻詞。4月23日,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在《南方都市報》上發表文章《提倡關愛反對污名》,反對媒體將“非典”患者周某稱為“毒王”,認為“決不應把‘非典’造成的災難歸咎到任何病人身上,決不應該歧視病人”,“作為主流媒體,尤其要承擔責任,不要營造污名效應”。

當抗擊“非典”進入下半場,越來越多感染者康復出院時,伴隨他們的歧視并沒有因為康復而消失,甚至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

就連參加抗擊“非典”的醫生也不能幸免,一位女醫生在前線感染“非典”,康復后,她的兒子仍因她的病史被學校停學。

2003年抗擊“非典”時期,時任《中國青年報》攝影記者賀延光在一線工作。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個十六七歲的男孩。男孩全家都感染了“非典”,他父母不治去世,他成了孤兒。男孩出院這天,賀延光來拍照,他建議男孩用口罩遮住半張臉:“因為這個社會太復雜了,你染上這個病,有的人會同情,有的人害怕,要離你很遠?!?/p>

2003年6月13日,抗擊“非典”幾近尾聲,這一天的《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不要歧視“非典”康復者》的報道。文中提到解放軍302醫院對“非典”康復者的跟蹤隨訪,隨訪發現部分患者出院后依然過著被社會“隔離”的生活;有些患者康復出院后,就被人像躲“瘟神”一樣避之不及。

2008年,北京市宣布對“非典”患者進行經濟補貼,并報銷“非典”主要后遺癥治療費用。圖為“非典”后遺癥患者李朝東。 (資料圖/圖)

對李朝東來說,承受被歧視的精神苦痛時,還要忍受后遺癥帶來的折磨。據多家媒體報道,治療過程中過度使用激素是導致部分“非典”患者出現后遺癥的重要原因,這些后遺癥包括骨頭壞死、肺纖維化和身體重度殘疾。李朝東面臨著新的經濟負擔——官方只報銷他后遺癥的治療費用,不報銷護理費用,而重癥監護室的護理費極其昂貴。李朝東的妻子鮑保琴也是“非典”后遺癥患者。兩人負擔不起護理費,只能輪流住院。

北京市登在冊的中重度“非典”后遺癥患者超過350人。他們的訴求在2008年得到回應。官方頒布了兩份文件,宣布對患者進行經濟補貼,每年補貼失業者8000元,有工作者4000元。同時宣布報銷“非典”主要后遺癥治療費用,適用病癥為股骨頭壞死、肺纖維化和抑郁癥。

“非典”暴發十年后,多家媒體回訪北京的“非典”后遺癥患者,發現他們每天忙著看病、爭取權益、接受媒體采訪。病友們也偶爾相聚,互相鼓勵和安慰。

(文中劉哲偉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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